有幾項因素將此循環推至極端。在美國，大量流動資金流入刺激資產價格上升，當樓市和股市急升令美國家庭的財富急增，人們便將薪水的更大部分用來消費。同時間，流動資本增加一定會迫使金融機構調整資產負債表，增加放款餘額。銀行熱中借貸，人們熱中消費，最終導致家庭借貸額急升，儲蓄率下降。美國家庭在1940年代末的儲蓄率達國民生產總值的6%至10%，1998年開始急跌，到2007年已接近零。
在中國，外匯透過貿易順差流入，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將流入買下。大部分新錢都會儲存在銀行，由於消費者借貸只佔銀行借貸業務很小部分，銀行便拿着錢自行投資基金。人民銀行曾經嘗試控制過快的信貸增長，但它控制不了政策性銀行和非正式銀行體系，而寬鬆的貨幣政策令金融風險投資急速膨脹。
當中國的投資急增，工業生產的增長高於消費，伴隨着物業價格上升。生產量和消費量的差距愈來愈大，中國的貿易順差也愈來愈大，導致更多外匯流入中國，加劇了上述的循環。
兩國的貿易和資本關係導致難以控制的經濟失衡，兩國都被困於自設的貨幣陷阱裏。調整是很殘酷的。現在美國資產市場插水式下跌，銀行又收緊信貸，中美關係的一方已進行急劇的調整。在中國出現同樣急劇而必需的調整，並不應令人意外。
我們正處於危機的第二階段，此時貿易盈餘國必須繼貿易赤字國後進行調整。但是，美國比中國大這麼多，其調整速度又那麼快，中國經濟未必能承受得住。政策制訂者，特別是中美兩國的，必須減低調整的破壞力，中美必須協調兩國的金融和貨幣政策，減慢調整的過程。
因此，美國的新財金政策不應旨在以公共開支取代私人消費需求，那只會令不平衡的局面持續。新政策應該推動中國負起增加內需的責任。
